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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论当代书家的诗人情结

以草书名世的当代书家林散之，生前常对人说：“我诗第一、画第二、书第三。”这或许属于某种文人之戏言，不必当真。但他临终前要求死后葬马鞍山采石矶“与李白墓为邻”，却实实在在表达了一个真诚的愿望：“书家”林散之何足道哉，只有“诗人”林散之才值得后人去加以铭记！

    同林散之一样，启功、沈鹏等当代书家亦不忘凸显自己的“诗人”身份。启功的表现在于，一方面大量书写自作诗，一方面以“绝句”形式论书（目前已有两种版本《论书绝句》问世）；沈鹏亦经常书写自作诗，卸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后，更对诗词创作倾注热情，不仅推出最新诗词集《三余诗词选》，而且邀请部分在京人士召开“沈鹏诗词研讨会”。除此而外，还有一大批当代中青年书家，对诗词创作充满兴趣，既进行自我书写，又进行公开出版。这些显然表明，我们的当代书家，在内心深处，很多都存在着一种难以排解的“诗人情结”，好像不兼作诗人，仅当个书法家，那文化档次就要低人一等。

    按说，当代社会已不同于古代或近现代社会，其明显标志就是分工越来越细，什么都“会”既无可能亦无必要。在艺术上，一个人只要精通一种即足以青史留名。然而，以“书法”安身立命的当代书家，为什么却要把“会写诗”（本文所说之“诗”，有时包括“词”，除特别注明者，指的皆为古体或旧体）当作头等大事呢？

    粗略想来，首要原因当为传统之影响。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先秦时期的《诗三百》到两汉，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以至近现代，诗歌创作人才济济，留下了浩如烟海般的名篇佳作。在诸种文学体裁中，诗的地位最高，宋代以词为主、元代以曲为主但还要继续作诗，明清以章回体小说为主但其中却充斥着大量诗作，近现代文体多样化但诗作仍为文人所喜爱。这是诗歌受到重视的文化传统，与此相应的另一个传统，则是滥觞于唐、大兴于宋的诗书合一之传统，该传统要求书法家在书录他人诗作的同时，还得学会作诗并在作品中书录自作诗，像张旭、李白与杜牧，像苏轼、黄庭坚与米芾，像赵孟頫、董其昌、祝允明、邓石如、康有为与吴昌硕等人那样。中国文化既如此重视诗歌创作、重视在书法作品中书写自作诗，那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当代书家拥有诗人情结，岂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么？

    当代书家诗人情结的第二个成因当出于对书法地位认识的偏颇。在古代社会，书法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每一个文化人都得以书法为自己的“身份证”，从基础教育到科举考试，从平民百姓到封建帝王，莫不高度重视书法，但与诗歌比起来，则要低得多。这是因为，书法不能像诗歌那样，“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至近现代，由于废除科举、引进硬笔书写工具、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西方各种美学思潮涌入、民族灾难接踵、社会局势动荡，书法原有的文化地位亦不复存在，而这时，诗歌的地位却一如既往（尽管在文学内部比散文、杂文、议论文、小说、戏剧要差些）。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书法美学与书法学学科研究的推动下，书法地位才得以重新确立，高等教育中也有了书法专科、本科、硕士专业与博士专业建制，这时，应该说与诗歌地位已基本上平起平坐，但由于时间太短暂，包括当代书家在内的绝大多数文化人，都难以一下子改变过去的书法观念，他们依然不自觉地认为还要“会写诗”，试图以“会写诗”来托高自己“会书法”的文化地位。

    诗人情结形成的最后一个原因，在于当代书家对书法本质与书家学养的认识不够明确。关于书法本质，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探索，人们已有了比较明确而一致的认识，即书法不是文学的附庸，而是独立的；书法的使命在于塑造汉字造型形象与展现书家审美意识，而不在于传播文学的内容；书法作品中的文学内容是附属的，其好坏对书法作品的综合审美效应有一定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即是说，书法作品中的文词再优美，如果汉字造型形象不佳，那也算不上成功。反之，文词稍差，但汉字造型形象好，那仍然属于一幅好的书法作品。从纯粹书法美学的立场出发，文字内容或好或坏、或有或无，既不影响书法作品的创作，也不影响书法作品的欣赏。现在，我们看到的书法作品，绝大多数都注意文词以及文词之优美，那是对“实用+审美”传统观念的延续。一旦把书法视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则文字内容一点儿也不重要。不要说“抄文”、“抄诗”可以，即便极端化什么内容都没有也完全可以。因昧于这一书法本质认识，部分当代书家也就滋生了不该有的诗人情结。

    说到书法家的学养问题，由于我国古代（以至近现代）社会普遍重视人文学科方面的教育，所以“会写诗”就被作为书法家的必备之学养，应该说，这完全合乎情理，也是非常正确的。但进入当代社会，在人文学科之外，还有同等重要的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知识需要人们去掌握，学养内涵明显扩大化。况且，适合表现当代社会的文学体裁已转向小说、报告文学与散文，古典诗词不得不“靠边站”，而仅被部分好古之士作为“业余爱好”吟唱着。这时，无论怎么说，“会写诗”都构不成当代书家必备之学养。当代书家的学养，首先在于接受较高等级的学历教育（或通过自学达到较高学历教育水准），比如，某个书家虽然会写诗，但他的学历教育只有初级，就不能认为他的学养高于接受过高等教育者；某位书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如教授、研究员等），然从不写诗，我们也不能认为他就没有学养。其次，当代书家学养还要体现于书法创造和高品位的审美意境营构，否则，学历教育之学养再高，也与书法创作无关，也与“书法家”之角色无关，君不见，今天许多高校的书法博导，论学历教育之学养应该不低，可他们笔下的书法创造与书法审美意境都非常令人失望，原来，他们并不具备有关“书法创作”的高学养。所以，严格意义上的当代书家学养，只是学历教育中可以转化为“书法创作”的那部分学养，至于“会写诗”根本构不成其必要内容，更不用说主要内容。明乎此，当代书家还要死死抱住诗人情结不放么？

众多因素促成的诗人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强化书法作品的综合效应、凸显书法作品的时代特征与展示书家主体的文学修养。这是它对当代书法创作的正面影响，大家已耳熟能详，故而不再赘述。这里想重点剖析一下它对当代书法创作的负面影响。

    我认为，诗人情结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于违背了学养与文学的时代精神、冲淡甚或损害了文字内容的高雅性或经典性以及干扰了书家对书法自律化的追求这几个方面。

    如果在近现代以前，提倡书家要“会写诗”，基本上还契合学养与文学的时代要求。其实，严格意义上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诗以后，再坚持写古体诗就难逃落伍之嫌。那时，接受过旧式教育的人，如鲁迅、毛泽东、柳亚子等人，都擅长作古体诗，只是他们（尤其是毛泽东）并不提倡年轻人作古体诗，认为古体诗格律太严、易束缚年轻人，不如作新诗容易成功。文学史常识先诉我们，诗、词的辉煌期分别在唐代与宋代，其后，作诗作词者虽代不乏人，但总给人以江河日下之感。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新的时代有新的体裁，当代社会最活跃的体裁已转向小说、散文与影视剧本等，即便作诗也要选择新体诗。在如此背景下，我们的当代书家还依然守着诗人情结，不仅自己迷恋古体诗，而且希望大家同自己一道去作古体诗，这难道不是有意逆文学时代精神而动么？再者，从书家学养角度来看，把今天书家的学养等同于古代书家的学养，同样缺乏时代观念。不要说因时代变易，当代书家无法具备古代书家的学养，就是能够具备，仍然没有多大用场，须知，当代书家当具备比古代书家多得多的学养才行啊！“会写诗”在古代书家那里或可构成主要学养，但在当代书家这里，充其量只占据学养之“一角”。当代书家学养，绝大部分构成都不得不让位于更为现代、更为渊博的人文、社会与自然学科知识。学养是书家的学养，书家已经进入当代，其学养自然也应跟着进入当代，否则，由学养调控的书法创作又将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古代人作古体诗是非常自然的事，若从先秦算起，至清代末年，诗的总数可能超过亿首，但经历史筛选而流传至今者仅数万首而已。这数万首存在于各种选本之中，应该说，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古体诗之精华。当代书家在书法创作时，若想抄录它们，只消弄到其中任意一个选本即可，而且，还能确保文义上的高雅性与经典性。然而，拥有诗人情结的当代书家所作之诗，却无法进入“高雅”、“经典”层次，不客气地说，绝大部分都令人失望——要么粗俗不堪、要么平淡得如一杯白开水，没有让人回味的东西，徒存诗之形骸而已。古体诗本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它特别适合描写山水田园风光和悠然自得的心绪与情怀，而当代中国早被工业化侵蚀，环境日趋污染、人心日趋浮躁，又哪来古体诗的生存条件？某些当代书家不明此理，强向古人看齐，力争做个人人仰慕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等），但结果很少能走向成功。其实，当代书家所作诗由自己写入作品，除孤芳自赏外，在读者那儿激不起一点波澜——没有人说你好，也没有人说你不好，就像“不存在”似的。如果遇到一位喜爱你书法却又憎恶你诗作的“怪人”，那局面就更尴尬了——留之难受，弃之可惜，而只有感叹的份：“要是书写古人的优美诗作该多好啊！”诗写得不好，偏偏还要自以为是，究竟出于怎样的心态呢？有位朋友曾向我一语道破其中“玄机”，这就是为了“在诗人面前谈书法，在书家面前谈诗”。这种人，也许为数极少，但他们对拥有诗人情结的当代书家一族来说，却具有极大的妖魔化作用。

    中国书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未能摆脱“他律”原则的羁绊。所谓“他律”是指书法审美判断的合法性，不在书法自身，而在书法之外宗教、伦理或政治的要求之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律”原则才逐渐隐退，而让注重“自身法则”的“自律”要求一统天下，这时，评判书法如何只消从“书法”自身出发即可，而不必考虑它是否携带“书法”以外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就有了当代书法只看“作品”不看“作者”的评选，就有了当代书法普遍关心“展厅效应”的创作与欣赏。书法自律化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书法的发展，更为书法走上独立艺术学科，与绘画、音乐、雕塑、影视等其他艺术学科平起平坐立下汗马功劳，对我们今天的书法家来说，首要使命便是极力维护与强化书法的自律化追求——不论职位高低，不论品性好坏，也不论信仰如何，只要你的书法有创造性，我们就承认你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当代书家。在书法自律化的背景下，我们觉得，念念不忘诗人情结，把写诗这一对诗人的要求强加到书家头上，实在是有点“角色”错位。因为，诗人之所以为诗人，正在于他会写诗；书家之所以为书家，正在于他会写书法。二者各有所司、各有所攻，我们从未看到有人要求前者兼具后者的角色，说他不懂书法就是不配作诗人，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后者兼具前者的角色、在善书的同时再善诗呢？作为“书家”，我们只能以“书家”的角色、“书家”的标准来评判他，至于会不会写诗一点儿也不重要，甚至可以被忽略不计。具体评判一位当代书家，如果他的书法造诣不高，即便诗作得再好，也算不上一位好书家；反之，如果具备很高的书法造诣，即便一首诗作不出来，那也不妨称他为一位优秀书家。书法自律化来之不易，我们的当代书家一定要倍加珍惜，切不可再以“会写诗”的他律要求来干扰它了。

    一个人适合干什么事，往往是由他的天资所决定的。有的人很有作诗之天赋，不论职业是什么，都会写得一手好诗。这种人，如果成了当代书家，完全应该坚守诗人情结，在搞好书法创作的同时，把诗的创作也搞上去，做个让人仰慕的“书家+诗人”复合型的艺术家。但必须提醒的是，兼书家的诗人，要对自己提出高要求，向一流大家看齐，敢在诗坛比试，敢在诗坛竟胜，绝不可满足于在书法界自我炫耀；再者，诗作多了，可单独出版诗集，而不必迷恋全部写于书法作品之中，否则，有人因不喜欢你的诗作而放弃对你的书法欣赏，岂不让你扫兴？最明智的做法，我们以为，当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中，主要抄录古人或他人佳作，而少量抄录若干自认为较好的个人诗作，这样，你就会赢得更多读者对你诗书作品的双重认同：书好，诗亦好！

    然而，具备先天作诗才华的当代书家毕竟只是极少数，对绝大多数当代书家来说，都不可能擅长作诗，因此，也就不必滋生诗人情结，强迫自己作诗，或因作不出诗、作不出好诗而苦恼和自卑。需要的倒是，承认自己在作诗上的无能或低能，不为之无端空耗时间与精力，而将自己的才华与贡献展示于书法创作领域。由于目前书法创作还离不开一定文字内容，我想，不写诗的当代书家，平时要多读古人或他人的高雅、经典诗作（以及有关散文、札记、格言、联句等），特别是熟记一些与自己书法风格相应的高雅、经典诗作，以便在书法创作时能随心所欲地选用它们。如果不这么做，抄来抄去就是那么几首大家熟悉的诗作，则不仅会令观赏者产生厌恶之情，而且还会袒露出自己在文学修养上的极度贫乏的老底来。

    当代书家的诗人情结看似小事一桩，但它牵涉到书法本质、书家学养、书法创作与文学时代性等诸多问题，其实是相当复杂的，笔者以上所论，仅为一家之言，未必全部正确，仅供读者参考而已。(作者：毛万宝  来源：书法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