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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论

精

选

从书法二十年发展的得与失谈继承传统

王文英

一

书法艺术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振兴中华的声潮中开始复苏与振兴。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书法艺术空前的繁荣，书法活动和参与的人数，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

书法艺术发展到今天，已从文人士大夫的书斋走入了民间，出现了许多民间书法家。书法艺术也从文人士子的雅好，从实用逐渐发展成了独立的艺术种类。这可以说是书法史上最重要的变革。

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二十余年来，在书法创作、学术研究、书法教育、对外交流等几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展览方面形成了以定期的全国性大展为主导，各项主题展与单项展齐头并进的格局。各区域展览更是丰富多彩，各种交流展层出不穷。这些展览的成功举办，不仅全面的展示了当代书法创作的水平，而且推动了书法创作的繁荣与发展；在学术研究方面，成功地举办了多次全国性书学研讨会以及国际性专题研讨会，出版了相应的论文集。区域性理论研讨，成果显著。由此，建立了一支专业知识比较扎实，研究能力比较强的学术队伍，推出了许多水准高的著作和论文。理论构筑使当代书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书法教育与普及成绩更是有目共睹。书法教育从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直至博士后，许多文科类的综合大专院校纷纷开设书法课，名目繁多的各类的社会办学所开设的书法教育课更是应接不暇。

任何的事物的发展，都是积极与消极共存的，书法艺术的发展也不例外。二十余年来书法艺术在发展的同时，存在有许多消极因素，在繁荣的背后，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最主要的当属“浮噪风”的盛行，人文精神的丢失；审美主客体间审美落差的加大（即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审美距离加大）；鄙视传统，抑或说是忽略传统而过分夸大创作主体的作用，使书法艺术的“创新”游离于自身的规定性之外；为了迎合，为了名利，而丢失自我创作个性的发掘等等。

书法振兴二十余年，究竟如何评判它的得与失？我认为，其成绩是应该而且也值得肯定的。它使衰颓几近消亡的书法艺术，重又振兴起来，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两面性：积极与消极并存。重要的是客观地看待和评判事物发展的主流。二十余年来，书法创作繁荣，从艺人数众多，使古老的艺术焕发青春，唤起了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和参与。当然，其中消极的一面也不容忽视，当积弊深重时，适时的矫枉过正是非常必要的。对此理论批评界责无旁贷，展开客观地批评与讨论，从而引导书法艺术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此而固步自封，胡子眉毛一把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倡继承传统，就抑制艺术个性的发展，这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过犹不及带来的深重影响同样也是非常可怕的，同样抑制了事物的发展。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客观地对待事物的发展，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创新，这是一个事物发展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二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呈链式的结构，一环紧扣一环，不可割裂，不可断开。如果链条的任何一个中间环节出问题，而枝节出的，已为彼事物，而非此事物。书法艺术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艺术，支撑这个链条发展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汉字发展体系。因而，它的发展只能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它的革新也只能在书法艺术的规定性之内，对于外来的文化或姊妹艺术也只能是借鉴与吸收。我们今天对于书法艺术的探索与研究，是书法艺术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环节。

吴冠中先生说“中国书法这一独特的艺术体系，包涵着形象、意象、抽象等复杂因素，却又体现了概括、冼练的表现形式”（《我看书法――井上有一书法集序》）中国书法艺术的意境美、抽象美，尤其是它所呈现出的抽象美感，令许多艺术家特别是西方艺术家着迷，并从中得到许多启示。单纯注重抽象造型，而忽略中国书法所特有的汉字本身，由此而探索发展下去，也许会产生出许多美妙的艺术作品，但它已是抽象的造型艺术而非中国书法。中国书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依托性，即对汉字的依托。吴冠中先生在他的《书画一家亲――贺苗子、郁风书画展》一文中写道：“作为书法，就不能扬弃可读性，我喜欢苖子的书法造型美，并可读，有亲切感。”

吴冠中先生这里所说的可读性是书法艺术最根本的规定性。因之可读而产生的接续美感：文字内容的韵律美、意境美与书写的韵律美、造型美相得益彰，完美和谐统一。或静穆平和、或缠绵婉约，或纵逸奔腾、或大气磅礡……是任何民族、任何艺术都无法替代、也无法比拟的。由此，我们可以说书法艺术要发展，首先是要继承传统，在传统的沃土里广泛深入地学习、批判和吸收。人常说，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这句充满哲学意味的话，阐明了一个道理：只有本土文化，才是对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

三

继承传统，什么是传统？传统又是什么？它是一个恒量，还是一个变量？世代相传的，具有优点的社会因素，就是传统。从它的定义看，它是一个变量，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可以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概念。昨天相对于今天就是历史，今天相对于明天也将成为历史，这之中的优良的事物就积淀成为传统。

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考古界的两大发现：秦汉简椟帛书的出土和甲骨文的出土，令书法界震惊，它们所呈现出的美，足令现代人神向往之。尤其是秦汉简椟帛书，它的自然、质朴、写意风格，对今天书法界的影响可谓是深刻的。它相对于今天来说，早已成为历史，它是不是书法的传统，我认为它是。但因为它游离于文人士大夫之外，因而也就游离于书法正统（经典）之外。

这些考古新发现，它们在那个时代出现时，只具有实用的功能。书法在过去是流行于上流社会——文人士大夫之间的雅文化，它有着自己的审美定式：清、雅、逸。这些民间实用书体不在他们的审美的视野之内。

那些游离于书法经典道统之外的民间书法，以其活泼、自然、质朴的造型，自然、流畅的线条所呈现出的美感，却正符合了今天这个高速的信息时代的社会审美意识，足以让今天的人感叹不已。从而从一个方面充实了书法艺术的审美范畴。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些遗留下来的，经过历史陶洗而积淀下来的诸如汉简帛书、敦煌残纸（写经）等等民间书法属于书法的传统之列。由此而发展起来的崇尚自然、写意、张扬个性的书法作品，理应得到理解和认知。

四

与时俱进。社会发展如此，艺术发展史是如此，书法发展也是如此。从中国书法史早期的甲骨文、金文到小篆、隶书以及后来的楷书、行草书的发生、发展，不仅书体得到不断演变、发展和丰富，而且，书法的风格的发展、变化更是丰富多彩。即所谓晋人“向往自然，向往离尘绝俗，向往玄远虚淡”；而唐人则追求“昂扬奋发、雄武健美、矫健奔放、雍容华贵”（《中国美学史》敏泽著）的美学思想。书法艺术正是这样在不断的继承与扬弃中得到发展而与时俱进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趣向。黄宾虹先生曾说：“古今沿革，有时代性”（《黄宾虹谈艺录》）审美特征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我们不可以想象今天的人穿着宽袍大袖的锦衣华服来追赶公共汽车，或者骑着毛驴、坐着马车往来穿梭于闹市与地域间。汉代艺术质朴、大气，唐代艺术崇高、恢弘。我们喜欢这样的艺术，但却不可能艺术的再现这样的艺术，只能简单机械的摹仿。因为我们不可能像汉人或唐人那样生活，那样看待事物，那样感受事物。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文化背景早已大相径庭。著名画家石涛曾经说过：笔墨当随时代。俄罗斯画家、美学理论家瓦·康定斯基在他《论艺术的精神》一书中也论述道：“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其时代的产儿，同时也是孕育我们感情的母亲。”

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其书法理论名篇《书谱》中这样论述书法艺术的发展。他说：“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淳漓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社会风尚因时而变，书法艺术的审美趣味也因时而变。“古质今妍”恰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最可贵的是既能继承古人，又不背离时代，顺应时代而又不同于时代流行的弊端。中国书法艺术要发展，要与时俱进，在继承的前提下，必须要创新，要体现时代的精神风貌，这才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五

继承不是照搬照抄，不是复印机、复读机。每一个书法家都有与他人不同的个人气质，对于客观美同样有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审美感受和独特的情感体验，而感受美的同时，也会有与他人不同的角度和深度的认识，这就是人的个性差异。因而，关照于书法创作就会有不同的审美追求和审美趣味。现实的多样的审美需求是书法创作的客观要求，书法家的个性是书法创新的客观基础。

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早已进入信息化的时代，任何的四平八稳，已不属于这个生活节奏、工作节奏都高速运转的时间、空间，慰藉人心灵的不仅仅是清、雅、逸，人们的审美需求和审美趣味随时代的发展，早已成多元发展趋势。在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是书法艺术发展的生命源泉。

如此强劲的变化，如此繁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使阳春白雪的书法艺术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这是客观现实的要求。这个时代为艺术家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的空间和自由驰骋的心境，也给了书法家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文学艺术史上的事实告诉我们，某一门艺术的高度繁荣时期，也正是艺术家的多种多样的创作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艺术的繁荣与艺术家的创作个性的充分发展，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美学概论·王朝闻主编》）如我国唐代诗歌艺术的繁荣就是这样，唐代书法的繁荣发展同样如此。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艺术高度繁荣发展的时期，也是艺术家创作个性充分发展的时期。因而，继承与创新是书法艺术发展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不可强调一个，而忽视另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艺术发展的规律，也是艺术发展的方向。

宗白华先生说得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确是发展文化艺术的规律。至于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是不是花，先让它长出来，历史自会做出结论。”

（原载于《中国书法》2002年第1期）

（王文英：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书画研究会理事，北京青年联合会委员、九三学社社员。曾任中国文化艺术网书法艺术总监、北京书法家协会妇女部常务副部长、《北京书法》编辑委员会委员。）